儒释道生死观

儒释道三家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代表,它们对于生与死的界定从根本上诠释了它们对大千世界的的认识的不同。无论是儒家的畏天命,修身以俟;还是道家的不信天命,勇猛精进;以及释家的根尘幻化,业不可逃,都为我们对生命的认知与参悟提供了可贵的帮助。
东方源远流长的”死生之学”令西方震惊。总体而言,在死亡的观念上,西方大多抱有悲观的态度,相形之下,东方关于生命的理念则明显乐观,它牢牢掌握因循自然的原则,对生与死有着大无畏的态度,甚至在中国,从来都不尝有过地狱的概念,至多是鬼界,在那里有阎王或恶鬼,但也有栩栩如生、娇媚如常人的好鬼。道教索性另造仙界,生命不是向下,而是向上变形。释家更是死亡之学更为圆融,甚至成为一种可操作的学问,在那里,死亡也成为一种艺术,成为一种具体的经验,是”活的艺术”或”生的艺术”的补充与圆成。

儒家
对痛苦的人生而言,死亡不啻为一种解脱,但人性的贪痴还要为灵魂找到一个归宿。”灵魂”两个字可以说是人类尊严与梦想的一种体现。它使人类有别于处于生物链上的可悲的动物,它使人类不再局限于四季与风花雪月的轮换中,而是去思索永恒,时空也不再是毫无意义的伸展与延续,它关涉到人的生命理念的日益成熟,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人类文明的历史始终饱含如此这般的焦渴。人们寻寻觅觅,上下求索,肉身与灵魂,现世与来世,人们试图超越和战胜那个令人痛苦的死亡的界定,优游于此岸,如同太阳每日照常升起,我们能够不断地逃脱、进入,而不是死亡那没有时间的永恒死寂。

道家
相对于儒家的理性平实,道家及道教则将死死生生推衍得有声有色。死亡不再是一场令人震惊、无法理喻的恶梦。庄子妻死,鼓盆而歌,一个新的、乐观的死亡哲学就以这样惊世骇俗的方式登场。不以生为喜,不以死为悲,人生不过是从无气到有气,从无形之气到有形之气,从无生之形到有生之形这样一个生命的有序过程,而死亡则是这种演化的回归。这比儒家的魂魄说更辽远,更空灵,生死齐一,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生命的辩证就在其中,自然之”道”超越一切,人永远无法与造化之功抗衡,”生之来不能止,其去不能止”,生死皆为人生问题的极限,最好还是看开一点,有情便是痛苦,”无情”方能”悬解”和自由。究其深处我们还是感到其乐观的背后刮着对人生悲观、无奈的风。

佛家

公元前六世纪,印度一位得道的王子。从那以后,人生不再是杂乱无章的阴影,因果学说将是说明今生及以后一切生中的普遍性原则,”轮回”一词美丽得令人晕眩,不死的灵魂可以迁往另一肉体不断再生,而”业”就是决定再生的出现和性质的法则,更确切地说,并没有可以转生的灵魂,除业以外,一无所有。生命告终之时,其行为的总和――业作为一个整体产生效果,并且决定另外一群”蕴”――一个再生者的性质。即每一个生命的性质及境遇都是今生或前世预先所作行为的结果,由此,在一切有机与无机世界中,没有单纯的、自我存在的、自我决定的永恒事物。
就这样,儒释道三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完成了关于生与死的界定。即便是现代的生物学也还无法肯定死亡究竟是一切生物不可逃避的命运,还是仅仅是一生之中规律性的、然而却可以避免的事件。但无论如何,此身难得,真法难闻,只要我们珍爱此生,上下求索,即便生与死的荫影无处不在,人类也会有某种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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